1. 勞動關系變更頻繁，簽署勞動合同量巨大

據2021年最新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我國勞動年齡人口8.8億人，每年新增就業人口約1000萬，而每年跳槽率約15%-20%。相當于每年約1.5億人/次的企業勞動關系變更，以及3億份勞動合同的簽署。因此，勞動關系變更頻繁，簽署勞動合同量巨大，且各地已有多家人力資源平臺，如何將數據統一對接，同步到省人社廳，方便統一管理，是提高數字化服務能力的基石。

2. 人力資源平臺多，人才數據不集中

各區域不但有地方人社局，而且還有很多人力資源平臺，包括多家招聘網站，平臺多，人才數據不夠統一，無法集中有效統一管理。人力資源平臺多，且系統數量多涉及面廣，數字化轉型推進難度大。因為系統分散在各級人社部門，每當國家、部、省布置相關工作的時候，就需要全省各級人力社保部門同步布置啟動相關的對接改造工作，各級的工作量非常大，能否如期完成各項工作，每次都是對各級人社部門的一個考驗。同時各地重復建設、資金投入大、運維成本高、地區間發展不平衡等問題也非常突出。

3. 數據共享較難，統一聯動性差

因為區域人社局和人力資源招聘網站等業務系統建在各地，所以業務系統的數據指標不一致、代碼分類差異大。在數據歸集的過程中，各地的數據質量良莠不齊，存在指標項錯誤、缺失等問題。一些分散在各地的數據一經歸集，數據間存在矛盾和沖突的情況就凸顯出來，導致部分數據被清洗掉，或者部分數據不可用。部分業務還停留在手工管理階段，無法形成系統的業務數據。這些都對數據的歸集共享利用帶了困難。

4. 業務以及數據安全標準不規范

數字化步伐加速，數據串聯起不同機構、不同行業間的生產要素，開放、融合的數字生態正在形成。但與此同時，萬物數字聯結生態中因數據安全標準不一以及其他因素導致的風險也不容忽視。在政務服務一體化的背景下，業務的標準化和技術的標準化是政府數字化轉型的基礎。只有按照統一的標準規范進行業務流程設計和系統開發，互聯互通才有可能。現階段電子政務建設正處于快速迭代期，標準往往滯后于項目的建設。于是，項目建設過程中就會產生各種反復。此外，由于目前系統是分散在各個層級，地方上對標準規范的理解存在差異，從而導致最終實現的結果和預期有很大的差異。還有些地方因資金、人員等客觀原因，不愿做、不想做系統改造，應付了事的情況也時有發生。因此，構建標準化、統一化、智能化、縱深化的數據安全標準防御保障體系，打造放心可信的數據安全生態圈，成為廣大數字化主體的一致需求和愿景。

5. 人才流動量大難預測

人社廳承擔人才的就業創業指導、引進調配及高層次人才政策的落實工作。面對大量的人才缺口及各城市間的“搶人大戰”，若人社廳無法建立宏觀的就業、失業統計監測和預警制度，將處于“搶人大戰”的劣勢地位。同時，網約服務呈現用工需求多樣、人員流動頻繁、勞動關系模糊、平臺監管欠缺等問題。

6. 勞動關系復雜難管理

人社廳就業管理服務部門負責開展公共就業創業服務的相關工作。失業人員再就業、高校畢業生、外賣員、跑腿服務人員、快遞員、家政服務人員等重點對象的人事流動巨大且受到廣泛關注。政府部門在用人單位、人員資料、勞動合同的紙質合同管理上需要做得更加專業和精細，這將耗費巨大的倉儲和管理成本。

7. 違約事件頻發難預防

人社廳作為監管機構針對合同違約現象很難建立有效的應對機制。雖然《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第22條第2款規定勞務派遣單位和用工單位為共同當事人，但在實際的勞務派遣案例中，涉及到勞動者、實際用人部門和勞務派遣單位（包括網約服務平臺）三方。勞動關系存在于用人單位和勞動者之間，但法律意義上卻是勞務派遣單位和勞動者簽訂的。用人單位和勞動者之間因為沒有正式合同，不會仔細查看對方證件，而派遣單位又難以到現場核實勞動者身份，導致有很多勞動者頂替、冒用他人身份簽訂合同的情況發生。

8. 糾紛維權案件難取證

隨著勞動雙方法律觀念的提升，勞動糾紛案件逐年遞增。人社廳在處理勞動人事爭議案件的具體辦理工作時，往往取證難、成本高。因紙質合同易篡改、易丟失，針對違約、糾紛案件的頻發，如果涉及勞動訴訟，調查取證周期長，費時費力，制度不夠完善，監管難以深入。

9. 簽約過程繁瑣低效

人社廳在跟每家用人單位對接的過程中，用人單位需要的人員數量、崗位不盡相同，勞動者分布較廣，試用、轉正、守則、調薪、轉崗、離職、違約、解約等各類合同繁多，簽署簽約流程繁雜，各類工程循環往復，導致簽約效率低，勞動意愿難以確認，代簽等問題難以防范，網約服務難以監管。而紙質合同來回郵寄周期較長，合同要專業人士跟進管理并鑒別防范，從時間和成本上來看，比較費時低效。